人间正道是沧桑：扫黑题材国剧里程碑——《狂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电视剧《狂飙》的名字，取自毛泽东作于1930年的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英雄气概，正契合了剧中跨越21年扫黑除恶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狂飙》是扫黑题材里程碑式的作品，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的热播也彰显了观众希望正义之剑不断披荆斩棘的愿望。
黑与白
警匪、正邪、黑白间的对抗是所有涉案题材剧集的核心要旨所在，观众的期待视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看执法人员如何惩恶扬善。
而最难处理的往往是反派人物的塑造，如黑格尔所说，“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在千变万化。”
人物形象脸谱化，过于弱化、丑化反面角色，或是过于美化反面人物，都是不可取的。
《狂飙》中以高启强为首的反派人物并非天生狠辣，而是困境之中一念之差、步步走错终上不归路，其中历经了三个重要的转变：从最初的老实本分、忍辱负重，到初涉权力、贪婪膨胀，再到无所不为、垂死挣扎。
安欣善意的那一盒饺子，那一本《孙子兵法》，始料未及地启发了高启强的权谋算计之心。
一个本性善良的人的黑化和沉沦，更令人感到黑恶势力的可怖。
黑白之间的对照和转变，是《狂飙》最具人性深度的艺术表达。
法与情
如《狂飙》海报所示，安欣与高启强的人物设置互为镜像，象征着正邪黑白两面，亦代表了法治和私情两面。
法与情的对立在以往的扫黑题材剧集中并不少见，《狂飙》则不止于此，更表现出了私情与公法之间的纠缠关系。
常言说“法不外乎人情”，私情与公法之间本非完全对立，但一旦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徇私枉法便意味着作恶。
对高启强，安欣其实多次释放了法外的善意。
二十年前的除夕夜，安欣出于同情，破格让高启强吃到了饺子、听到了春晚；
在高启强初次犯罪时，安欣仍然暗示和引导高启强主动自首，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法与情的平衡。
但面对彻底沦为黑社会头目的高启强，安欣宁愿放弃爱情和幸福，仍坚持二十年卧薪尝胆，那是他作为执法者对于司法准则的坚决捍卫。
高启强却为徇私情而一次次不顾法纪、越陷越深，看似成全了兄弟情义，实则将自己和亲人推入了更深的罪恶泥淖。
荧屏上那些牺牲小我而成全正义、公理的孤胆英雄往往牵动人心。《狂飙》更让我们看到——为一己私情而忽视了是非公正，就等同于助长罪恶。
虚与实
《狂飙》具有强烈的写实特征，对不同时代的表现纤毫毕现。
2000、2006、2011年三个节点的时代风格精准还原，置景、美术及服化道诸多细节呈现都颇具真实感。
混乱无序的旧厂街、盘根错节的京海市，一个个利益往来的名利场中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们身上糅合着戏剧性的案件故事，却并不令人感到悬浮。
《狂飙》也具有理想化和虚构化的内容。安欣二十年孑然一身、满头白发但初心不改，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难以见到的理想化人物，他的身上有着对正义的极致追求。正是这股精神力量的感召，让本剧的主题表达得到了深化。
现实主义创作不仅需要描摹现实，更意味着对人性与时代变迁的深层探讨。《狂飙》既有对社会生态的真实书写，也有戏剧框架下的虚构化、理想化表达，在同题材类型中实现了新的突破。
《狂飙》中的二十年，事实上是与扫黑题材剧的二十年、现实中的二十年时光同频共振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正邪黑白上演了无数次对抗，那些时代洪流中的善恶人物也在这个过程中起起落落。
一部好的电视剧，是能够唤起荧屏内外的情感共鸣，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和体悟的。
《狂飙》的火爆，正因为其成功拓展了扫黑题材剧集的表达空间，为表达现实、探索现实做出了里程碑式的示范。
作者：孙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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